前段时间有人社部专家透露，延迟退休的问题人社部已处于调研阶段，尚未进入专家论证阶段，虽然短期内难以推出，但该专家认为，2年内或开始征求意见。而此前，掌管全国社保基金的前理事长戴相龙也在博鳌论坛上建议，以延迟退休来应对养老金的支付缺口。看来，实行延迟退休已无悬念，问题只是在何时推出这一政策。

笔者也认可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这不单是因为养老保障基金的亏空，不足以及时足额支付，还在于，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要保持中国经济的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必然要求将目前的劳动年限延长。

当前，延迟退休的动议遭到大多数公众和部分专家的反对，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如果现在实行该政策的话，会增加很多人包括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二是对中低收入劳动者不公平，尤其是一些特殊行业、快要到点退休的劳动者，如果延迟退休，对他们是一种剥夺；三是所谓“有命交社保，没命拿社保”，因为假若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那么平均下来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就不足10年，让人觉得不公平。

上述三点理由看似有理，其实经不起推敲。所谓对就业的挤压，是建立在即时推出该政策的基础上，但无论那种延迟方案，都没有说立即推出，而且即使推出，也不是一刀切所有劳动者都立马延迟。考虑到延迟退休的时间押后并分步实施，它对就业的挤压实际没那么严重。另外，对一些特殊行业到点的劳动者而言，也可以实行特殊政策，比如让他们按照目前的退休年龄退休。假如前面两个问题解决了，养老金领取时间不足的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

倒是我认为，下面这个问题必须注意，否则对不同群体来说，就是真正的不公平。这一问题是，养老方式的碎片化。目前我国有不同的用工制度和养老方式，在用工方面，有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差别，它们不但在就业时福利和待遇不同，而且直接导致养老差别。此外，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和企业工人的养老也不同，与国家财力保障的机关公务员和部分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相比，占人口绝大部分人员的养老保险采取“缴费”模式，他们在就业时的收入和福利待遇本就与前者相差很大，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又少了许多。在这种情况下，延迟退休的直接和最大受益者就是财政包养人员，尤其是公务员群体，更尤其是一定级别的官员。

此种福利和权利的不同是由制度规定，由来已久，尽管改革以来在逐渐打破，但是不同养老方式要完全融在一块，估计还要一段长时间。因此，要延迟退休，首先需要解决这一问题。前面的问题如果说条件不成熟，还可放下来拖一拖，公务员养老体系与社保并轨是不能拖的，因为它关系到基本的权利平等，对大部分人而言，不将“双轨”制的养老保障并轨，延迟退休就是一种双重伤害。

为此，需要公务员群体放弃这个不合理（从其他群体的角度来看）的利益。它当然是一个利益博弈过程。在目前改革方案由公务员自己操刀的情况下，要他们放弃这个利益很难，这就要求其他群体对公务员应施加足够大的压力，同时，决策层也要跳出本群体的狭隘圈子，从全社会的长远利益出发，主动革自己的“命”。

假如解决了这个制度顽疾，养老金的亏空问题相对来说就好办。前述戴相龙曾提出三方面的建议，我觉得都可行。其中，戴建议，运用综合措施平衡因老龄化高峰到来形成的国家统筹账户收支缺口，包括增加中央拨款和发行社会保障特别国债，支付养老制度转换成本；划拨国有资产扩大全国社会保障储备基金，力争到2020年底超过3万亿元。

目前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为2.3万亿元，其中社保基金总额约9000亿元，补充养老金为5000亿元，合在一起不到我国GDP的5%。这个比例确实太低。从发达国家来看，养老保障是政府公共支出的最大部分，即使很多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投入社保的资金比例也远高于中国。我们当然有自己的一些特殊情况，但是政府用于社保支出的资金不多亦是个不争之事实。

从财政收入来看，要政府把大部分收入投入社保，目前看来不现实，必须另辟蹊径，好在我们有很多国企，可以将国企利润的大部分划转给社保。这是一个可行之选。国企本来就是全民的企业，其利润除扣除部分用于自身的发展外，其余悉数归社保，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且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技术上，也都不存在困难。目前国企利润划拨社保的比例还很低，应该提高。可以像戴相龙提出的，将央企上缴中央资本收益的30%划拨社保基金，逐步将国有股超过51%部分划入全国社保基金。

总之，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在人口老龄化的历史大势面前，延迟退休终究是要实行的，这是不可更改的规律。然考虑到现实存在的制度不公和其他问题，在明确改革方向的同时，延迟退休方案的制定需要立足现实，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并与劳动力的供求变化、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以及相关就业政策、收入分配改革、国企改革协同推进。如此出台的改革措施，才具有前瞻性，并最大程度地统合、均衡各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