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延迟退休的话题又在抓挠着公众本已脆弱的“小心脏”——中年人怕不能在预期的时间如约领到养老金，而青年人关心的则是自己的就业是否会受影响。于是，便有专家出来对此作论证，甚至信誓旦旦地保证延迟退休与青年人就业无关。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

有媒体列出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其中积极采取延退措施的大部分是欧盟和欧元区国家，那就先来看看这些国家的失业和青年人失业的情况。在已经被视为“大大好转”的2014年，欧盟和欧元区10月份的失业率分别为11.5%和10%，失业总人数分别为2441.3万人和1839.5万人，在欧盟成员国中，希腊的失业率最高，为25.9%；其次是西班牙，失业率为24.0%。更令人吃惊的是，欧盟和欧元区25岁以下的青年失业率要远高于平均水平，差不多要高出一倍，欧盟为21.6%，欧元区为23.5%，青年失业人数分别为498.3万人和335.6万人。欧盟成员国中，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的青年失业率最高，分别达到53.8%、49.3%、43.3%。

当然，造成青年失业率高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而且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肯定是经济不景气。然而，难道这里面没有延迟退休年龄的“贡献”吗？为什么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国家偏偏都在看起来延退最起劲的欧盟和欧元区呢？

反观中国，进入新世纪以后，经济出现了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逐渐攀升到世界第二，按人均GDP排位则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外汇储备更是高居世界第一。在总结经验时，政界和学界大多关注的是经济领域的影响因素，而很少涉及社会领域。

现在看来，至少有一个社会因素被忽视了，这就是国有企业的下岗分流以及其后转制并轨。这通常被看作是经济体制改革，但其根本性的影响却是“社会的”。下岗分流、转制并轨最直接的后果，其实是让中年以上的“固定职工”退出工作岗位，而顶替他们的是来自农村的“合同制”的青年职工。这种用工风气一时间席卷全国，君不见，无论国有民营，当年满大街的招聘启事上就是堂而皇之地写着：“年龄，35岁以下……”

年青人，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年青人有工可打，有钱可赚，既造就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一片繁荣，也在逐渐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工业化、城镇化大幅度地向前推进，这才是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带来的真正“红利”（亦即所谓“人口红利”）。但这“红利”，却是以牺牲了一代人的切身利益为代价换来的。

再看发达国家作延退，中年以上的雇员是有就业保证的：首先，政府立法保证在延退后年龄较大的雇员不会因此而失业。因为在民主国家中，相当多的人已经对投票选举感到厌倦，而相对积极投票的倒是中年以上的选民，尤其是老年人，他们是执政党要争取的票源。其次，年龄较大的雇员大多是工会会员，有工会撑腰，公司企业要解雇他们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每逢公司企业减员，总是后来者先走。再次，发达国家的雇员以白领阶层为主，能占到60—70%；而蓝领阶层较少，不到20%。一般来说，白领阶层接受延退更容易一些。

而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蓝领工人占了大多数，加上工作时间一般都长达10—12个小时，男性到了50岁以上，女性到了40岁以上，干体力活还真是难以为继。就企业而言，因为大多是以简单劳动为主的制造业，当然希望更多地雇用身强力壮，眼明手快的青年人。所以，中国中年以上的蓝领工人，失业的可能性比较大。延迟退休对他们而言是一句空话，实际情况可能是在就业困难甚至失业的情况下他们还要继续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尤其是本世纪初的40—50那一代人，现在正当50—60，面临退休。退休后拿到养老金，生活境遇会有一定的改善。所以延退对他们而言，无疑是难以接受的。反过来说，假如政府也像发达国家那样，采取强硬措施来保证老年职工不失业，那就意味着用工状况又回到90年代国企改革以前。

综上所述，为应对老龄化而采取延退政策是不明智的。目前中国的就业状况并不乐观，按人社部历年来的统计数据，中国每年的新生劳动力是2000万人，而每年创造的劳动岗位却只有1000万个，其中还有300万属于自然更替，一般理解就是退休腾出来的岗位。所以，延迟退休必然会对青年人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年青人失业率高以及年 青人对未来的发展前景感到迷茫，是当今世界的心腹大患。现在欧洲的年青人跑去投奔ISIS的不在少数，光是英国据说就有500多人。再看看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其中最激进的也是那些涉世不深的年青人。对此切莫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