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养老金缺口和延长退休年龄引起广泛热议以来，“并轨”就已迫在眉睫。著名经济学家王福重揭示了中国式养老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

近日，人保部的官员和学者相继喊话要改革养老金“双轨制”，将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金合并统一。自2012年养老金缺口和延长退休年龄引起广泛热议以来，“并轨”就已迫在眉睫。现在改革再出发，能否破除阻力、实现全国统筹？

著名经济学家王福重揭示了中国式养老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

在短期，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只能维持较低的替代率，而中国人有自我养老的传统习惯，在此时是个可以利用的优点。中国是居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居民储蓄的主要意图之一就是养老，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替代率低造成的漏洞。

同时，各级财政减少一般事务性支出，每年拿出1000亿～2000亿元的补贴是完全可能的，这个支离破碎的体系只能靠财政勉力支撑，才能渡过难关。

延迟退休，提高初次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也是一个办法。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规定了男职工60岁退休，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退休的制度，当时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50多岁。

今天，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大于70岁，超过欧洲。美国、法国、德国、中国香港地区的退休年龄都在65岁左右，延迟退休是有可能的。

延迟退休减少了领取退休的人数，缩短了领取时间，增加了缴费人数和缴费金额，一增一减，效果十分明显。如果能把退休年龄提高5年，基本可以缓解中国养老保险的暂时困境。

但是，这打乱了人们一直以来的预期，人们工作的目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享受生活，或者闲暇。退休是自主安排个人生活，享受自由时光所必需。退休过晚，精力不足，享受不了闲暇生活，生活质量会下降。

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年金）制值得提倡和推广。在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低、个人账户空转之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是必要的弥补渠道。基本养老替代率水平低下，正是发展企业年金的大好时期。经营情况良好的企业为职工建立年金，有利于吸引和留住人才，也是合适的激励手段。

到2011年底，全国只有44900户企业建立了年金制度，参加职工1577万人，而当年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有28391万人，就是说，只有5.5%的人参加年金。

如果中国要更好地发展企业年金，扩大覆盖面，必须在税收优惠、年金信托制度、专业投资机构等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为了养老的长治久安，在修修补补的同时，中国必须继续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作为政府强制性的养老保险，最大的特点就是普遍性，所有人都有义务参加，没有商量的余地。

比如美国，所有在职人员都必须缴纳社会保障工薪税，不区分公务员、工人，还是农民、个体户。跟商业保险的道理一样，只有更多的人缴纳保费，才有共济性，保证整个体系的安全。如果参保率过低，发生支付危机的概率就很大。

养老保险，不是不考虑一个人原有的工资和待遇，正常情况下，原来的工资高，退休后的待遇也应该高，这是全世界的惯例。这点正是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主要的顾虑。

这需要改革现在的工资制度，把部分合理的福利待遇纳入基本工资，这样他们的缴费工资提高，从而将来的养老金也会提高。

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不缴纳养老费，是一种特权，因为不缴，将来还可以领到养老金；而农民不缴，则没有养老金可领。无论如何，特权是不该存在的。

农民养老缴费，是个中国特色的问题，现在的主流意见是，东部发达地区，以个人缴费为主；中部地区，个人部分缴费，以政府补贴为主；西部地区，政府补贴为主，个人可以不缴费。这个方案，貌似有理，但是有违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

正是因为不同人群存在差异，才有实行社会化养老的可能和必要，如果大家情况一样，则强制保险的必要性就下降了。

任何保险的原理都是熨平不同人之间的差异。农民和城镇职工的情况确实不同，可以采取一套单独的体系，但是不宜再划分为不同区域或者不同人群，可以以省为单位实行统一的缴费标准。政府的补贴是必要的，因为农村养老没有积累，很多老年人已经等不及。

而且，这也算是对过去农民所做牺牲的补偿。中国农民一直在减少，未来10年，还会有1亿多农民进入城市，所以，政府的补贴是暂时的和可以承受的。

同时，农民工的养老应在全国实现无缝结转，即使他们回到农村，也要连续计算缴费年限，给他们一个稳定预期。

现在社保基金多头管理，财政部（制定财务制度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保机构管理和收费）、地方税务局（收费）、银行（资金托管）都有相应的管理职责。

呼吁征收社保税，替代现在的缴费模式的声音不断，特别是财政部门一直主张征税，认为税收形式最规范。这是有道理的，美国就是用工薪税方式筹资的。如果用税收，那就是现收现付了，不用再去考虑投资运营和收益。

如前所述，美国的养老金出现盈余也采取信托基金方式投资政府债券，但是这没有增加政府养老金的支付能力，总体影响有限。

理想的模式是，要么通过征收类似美国社保工薪税实行完全的现收现付，强调公平和共济性，要么采用完全积累制，强调效率和自我养老。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既不是现收现付，又不是积累制，许多弊端由此产生。可是，任何改革都有路径依赖，不能不考虑历史和习惯，中国采用完全的现收现付是不现实的，目前的模式仍需延用。

“多龙治水”式的管理体系，叠床架屋，机构臃肿，需要付出较高的管理费用。比如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2011年共实现净利润73亿元，但是管理人员的报酬就多达10亿元！全国社保理事会内部设有办公厅、规划研究部、机关人事部、机关服务中心等与社保基金投资运营无关的部门。

鉴于个人空账严重、替代率不断降低、养老保险体系安全性受到威胁等状况，主张地方社保基金投资股市，实现快速增值，是管理部门的强烈要求。但是，这是一种风险甚大的选择。从过去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的成绩看，不是十分理想。

更重要的是，股市没有永远的赢家，一旦发生亏损，谁来负责？所以，社保基金无论赚钱还是赔钱，都不合理。股市赚钱，只是一种零和博弈，没有增加经济中的储蓄和投资，宏观上和根本上也不会增加政府的支付能力。

凯恩斯说：“跟潜移默化的思想相比，既得利益的作用是被夸大了的。”如果夸大机关公务员统一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阻力，一味顾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则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就是一句空话。（来源：BWCHINESE中文网）

王福重，著名经济学家，著有《公平中国：开启未来十年新奇迹的钥匙》。